电视剧《流金岁月》剧照，图文无关
在基金的“跌妈不认”之后，将买房、炒股、基金时时刻刻挂在嘴边的“深圳女孩”火了。似乎当深圳人聚在一起，聚会闲聊的话题最后总会归属到“你最近怎么搞钱”上——在当下深圳女孩的生活中，“搞钱”是她们生活中永远离不开的话题。然而回溯80年代，当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初次面对商业浪潮的冲击和诱惑时，当年那群“深圳女孩”面临的又是怎样的选择？
日前，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书《我和我的命》，这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的首部长篇。在《我和我的命》里，作家将主人公设定成一位80后女孩。“我”原本出生在贵州山区，被父母遗弃，不料却因祸得福，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但这个改变并不是让“我”从此走上了顺风顺水的人生，而是令“我”的命运变得更加复杂。
除了责任和社会关系，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几个女性，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尤其在深圳，商业的冲击和诱惑，容易让女性迷失。小说中就写到了出卖身体换取生存的女性，向自己的“天命”投降了，但命运却并没有因此厚待她们……通过主人公和她的好朋友李娟，小说写出了有责任感的女性的成长。她们自尊自强，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同时，也相信勤劳、善良、正直的力量。在生活一再想要扭曲她们的时候，她们都展现出了女性尊严的力量。
在节奏紧凑、一波三折的故事中；在个性鲜明、顾盼灵动的人物性格中，梁晓声不断提醒新时代的女性：无论女性在家庭成长和社会成长中遇到什么障碍，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尊严，不要忘了责任。
电视剧《流金岁月》剧照，图文无关
《我和我的命》（节选）
文
梁晓声
年，深圳已是中国的一片热土。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信息，相当一部分是从深圳发散向全国的。
贵州依然是一个发展缓慢经济落后的省份。在“贵师”这样的大学，当年学子们议论毕业打算时，经常谈到的往往是深圳而非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那些大城市大家固然皆是心向往之的，却也明知门坎甚高，立足极难。倒是深圳，前景可期机会又多，是不少学生毕业去向的首选。
如果我没有面临种种人生变故，实际上不会去往深圳。我是恋家图安的，倘若人生一如既往地达意顺遂，又何必远走他乡呢？可是变故既生，我就唯愿遁往远地热土。
我在深圳的第一个上午做了五件事——首先将十余万现金存上，只留一笔生活费，并将存折缝于内衣的前襟。给校办写了封信，声明退学，理由是“厌学”。这一理由明显有损我的形象，却无须为了自圆其说挖空心思编织“故事”。给一名室友写了封信，拜托她将我的信件转给我。去往市里，在一家价格便宜的小旅店住下。
最后一件事做起来较有难度，就是告诉养父我的行踪。我与养父通了一次长途电话。
本想也给他写封信的，又怕万一他收不到，却又先接到校方的问询电话，着急上火。
“为什么啊婉之？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啊？难道养父就不是父亲了吗？二十年的亲情无间，在你那儿就一钱不值了吗？……”
那天是星期日，我的电话打到家里，养父竟然在电话那端哭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我也泪涟涟如丝，说了些请他宽恕，请他放心，感激养育之恩，我只不过想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完全能照顾好自己，希望他不必太牵挂之类的话……
放下电话，小旅店外忽然响起了歌声：擦干泪，不要怕，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外边天气很好，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幸有海风阵阵，深圳的热也不是我这个贵州人多么难以适应的。
深圳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常有音响播放的歌声忽然响起。录放机都是“水货”，较内地便宜不少，所播也多是港台歌星唱的歌。连小发廊门外也会摆着音箱。如果一条街上有几家店铺，门外都摆音箱，那么大家会自觉地都把声音调小，各听各的，互不干扰。如果只有一家店铺，则会将声音放得挺大。
当年深圳的人口还不是太多。
工地却较多，劳动者白天基本集中在工地上或工地周边，市内反而显得冷清，行人甚少。热也是行人少的另一个原因，歌声有吸引行人的招牌作用。循着歌声而去，不管什么店铺，必会发现一家——里边必开空调。
那时的深圳人口以中青年为主，青年居多，都是从五湖四海来的，歌声可解乡愁。
到了晚上，市区才会热闹起来，哪儿哪儿都是“大排档”，可用“灯红酒绿”来形容。斯时歌星的歌声业已消弥，天南地北的深圳新民开始登场，不饰粉墨也大抵并不易装，身着各行各业的工作服一个个手持“麦克”引吭高歌，往往还互相飚唱，直唱得“天翻地覆慨而慷。”
我住的旅店就在这么热闹的地段。“独在异乡为异客”，我怕静悄悄的夜晚。何况，比起来，那家旅店最便宜。我对钱的概念特模糊，虽然知道十余万算一笔不少的钱，但一想到自己的人生前路漫漫，不可预测的“坎”或会始料不及地迎头出现，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能省则省的花钱原则。
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远离市区的工地上。我没大学文凭，找不到“白领”那种出入写字楼的工作。我也不愿做“看店女郎”，那类工作得按店主要求穿店服，还得涂脂抹粉描眉画眼，是我难以接受的。对顾客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我也根本不擅长……
我与一处工地的食堂签了我生平的第一份劳动合同——我的工作是帮厨。“帮厨”的意思是叫你做什么你就得乖乖做什么，每月工资两千五，据说是比内地一般体力劳动者高出一千多元。表现的好，年底有奖金。
一想到自己以后能够每月挣两千五百元钱了，我在合同上签名时激动得心跳手抖。
大厨是位姓刘的河南人，六十来岁了，我们三个姑娘都叫他“刘大爷”。他家在农村，本人曾是国营大厂食堂的炊事班长。厂里不景气，拖欠工资是常事，他一气之下提前退休，已来深圳多年，仍干本行，常说自己算得上是“闯荡深圳的老江湖”了。二厨是他小儿子刘柱，我们都叫他柱子哥，长得五短身子，虎背熊腰，车轴汉子类型。他跟随父亲也来深圳多年了，大锅厨事上的能力挺拿得起，自称“面点王”。
当年的深圳，事涉劳资关系时兴承包。他们父子承包了大工地上的一处食堂，负责一支一百二三十人的施工队的一日三餐。另外两个姑娘——一个来自东北农村，叫李娟，比我大一岁，交人实在，泼辣有正义感，不怕事，敢为敢当。一个不知是哪省人，叫郝倩倩，身材娇小，天生卷发，细眉俊眼，有股子妩媚劲儿。她有时说自己是四川妹子，有时说自己是湖北人，有时又说小时候是在浙江乡下外婆家度过的，十五岁后跟随父母成了城市人。问她那是什么市，她又闪烁其辞，顾左右而言其他。我们三个，她年龄最大，比李娟长一岁。但论谁是三人中的主心骨，却不是她。她颇有心计，凡事既怕卷入是非，也怕吃亏。事不关己，避之唯恐不及。我也不可能是主心骨，姑且不说我年龄最小，那时的我也毫无胆识可言。但我明白我需要朋友，便很快与李娟成了朋友。她那种人特好交，只要你表示出希望与她成为朋友的愿望，她就会视你为友，而且还感动于你看得起她。
我们三个的主心骨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李娟。遇到什么涉及我们共同利益的事，她一旦想定了该怎么做，我和倩倩都会配合。她并不是女“二杆子”，她胆大心细，有勇也有谋。
刘氏父子与工地总后勤部签了承包合同，我们与他们父子也签了劳动合同，劳资关系上属于那父子俩的雇工。工地上有几处这种性质的食堂，互比服务优劣。服务于许多人的吃喝这事，若几处食堂共存，想不互比都不可能。刘氏父子好强，我们所服务的那一百几十号人挺满意，总后勤部经常表扬我们，还向我们颁过奖旗。当然，那种表扬也使刘氏父子很受累，我们跟着受累。但总比经常受到敲打好，何况年底还有奖金，人人都有份儿的奖金。
工地上的劳动者都住在二层的活动房里，三分之一是工程兵，多数是各地农村的打工青年。十几排活动房是工地一景，五六百名小伙子的身影使工地从早到晚都充满生气。活动板房不够住，又出现了十几顶帐篷。
我们三姐妹和刘氏父子既没住在活动房里，也没住在帐篷里，而是住在一辆废弃的两厢卡车上。总后勤部的人说主要是为了我们三个姑娘的安全。如果让我们与那些个年轻生猛的光棍住得太近，万一出点儿意外他们承担不起后果。再者，我们不方便，小伙子们也不方便。
那卡车虽然废弃了，但装上了新的帆布篷，有对开的小纱窗。厢尾的帘子白天可以朝两边挂起，晚上可以从内部系严。
刘氏父子很有风格，没我时，让李娟和倩倩睡前边的车厢，他们父子睡后边的车厢。前边的长些，后边的短些。
我报到那天，倩倩有点儿不愿腾地方，说哪里睡得开三个人呢？
李娟却说：“你非得竖着睡呀？！横躺着车厢不够长啦？出门在外的人，谁都不容易，要有点儿互相关照之心。起来，重新摆摆褥子，再不动踢你了啊！”
郝倩倩起先还闭着眼仰躺不动，听到最后一句，麻溜起来了，脸色虽不好看，却一声不吭将自己的褥子横过去了。
当时我就想，这个李娟，我要和她交朋友——她太可交了！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我和我的命》）